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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声丨在山区乡村打造千百种“向往的生活”遂昌绘出一张图

2024-03-23 05:05:37    发布者: 产品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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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2539平方公里的土地,19万余的常住人口,浙西南山区有一座小县,叫遂昌。

  对话几位当地干部,一个相似的比方,道出了山区县乡村发展的总体思路:集中资源、分类施策。这也是乡村振兴促进法、“千万工程”以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同提及的要求。

  往哪集中?凭啥分类?历时一年,浙江农林大学和当地绘出一张“乡村振兴分类底图”,把上千个自然村分成5种类型,因地制宜寻求发展路径。

  “哪些村好、哪些村差,我们拍拍脑袋基本能数出来,但具体优劣势是啥,还真说不全。”遂昌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朱说。

  一年前的全县干部大会上,县委主要领导提出一个“大课题”——摸清全县乡村的家底,从根本上回答好“乡村有什么”“乡村怎么样发展”两个问题。

  要么不做,要么做透。轮到朱发言时,他有两个提议:一是要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,二是要实现全域实地调研。

  遍寻国内学术论文和政府课题,大家发现,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调研。可行性也是个问题,挨个村跑下来工作量浩大,遂昌找来了浙江农林大学团队。趁着暑假,8支由遂昌干部、浙农林大教师和城乡规划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的调研小组,各自认领2至3个乡镇,带着调研表和无人机开启了下村调研。

  “自然村不像行政村,没明确的矢量边界。”浙江农林大学挂职遂昌县发改局副局长徐鹏飞发现,根据地形地貌或传统惯习来划分,准确度都不高。他们找来行政村的报账员或会计,综合村民意见,到实地一处处指给大家看。

  航拍也遇到相似问题。自然村没有村委大楼,只能把房屋最密集处当做村中心,无人机在此起降,拍下全村实景图。“严谨起见,地图绘制时没有采用区块划分的形式,而是用人工确定的集聚点来代表自然村。”徐鹏飞说。

  从镇上开车40分钟,徐鹏飞带队一路盘山来到一处村庄。河边的小凉亭里坐着几位七八十岁的村民,河对岸是清一色的老房子。“我们尝试和村民聊天,发现老人们听不懂普通话,只能相视而笑。”他说。

  经过统计,村里户籍人口22人,非流动人口仅剩11人,平均岁数达到60岁;传统建筑占比在90%以上,茶叶和番薯是主要的产业资源。

  “相比城市和平原村庄,可进入性差的山村,老龄化现象更严重。”徐鹏飞说,“三个人四颗牙”的现状背后,是劳动力流失、土地抛荒,空心村越来越多。

  走进石练镇柳村村,鹅卵石和条石铺就的村道边,文化礼堂、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齐全,传统祠堂保存完好,村里晚会的舞台还没拆去。村干部告诉调研团队,村子紧邻新修的G528国道,周边平整的区块正在打造高标准农田。

  “村干部相对年轻、村容村貌现代化,村里停车难,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力。”徐鹏飞说。

  就这样,确定每个村庄的区位,填入人口、土地、房屋等97项数据,一个个内有肌理、外有轮廓的村庄画像被描摹出来。这场40余人耗时1个多月的调研,用脚“跑”出超15万条一手数据。

  “村庄画像和人物画像一样,‘长’得好不好,不能光凭感觉,要有一套科学标准来评价。”朱打了个比方。

  综合各方意见,调研团队从97项数据中筛选出具有判定价值的35项,标准化处理后,赋予指标权重,凝结成“乡村发展指数”。

  在分数的指挥下,上千个自然村被划分成城郊融合型、集聚建设型、整治提升型、搬迁撤并型、特色保护型5种类型。每类的发展趋势都能用“一句话”概括:“城郊融合 与城共进”“集聚建设 重点推进”“整治提升 宜进宜退”“搬迁撤并 以退为进”“特色保护 进退有度”。

  “‘进’的自然村由行政村统筹规划建设,‘退’的自然村则需稳慎操作。”朱强调,

  在针对行政村的评价系统里,大家起初认为,下属自然村之间的差异越小越好。但他们探究实际案例发现,比起内部平均的行政村,有一两个发展基础好或具有特色资源的中心村,其他村庄向其靠拢,这样的行政村更具有集聚发展潜力。

  比如被仙侠湖环绕的红星坪村,下属7个自然村规模不大、布局分散、人口较少,因处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,一直没能开发传统工业和文旅项目,按照评分大部分自然村属于搬迁撤并型乡村。“不过,红星坪村拥有‘温泉+湖泊+森林’的独特生态资源,未来将是‘两山’转化的富矿,我们认定它为特色保护型乡村。”朱说。

  坐落在山坳里的十三都村,围绕一家化工厂而集聚,“以往我们在乡村建设时基本不做重点考虑,但数据出来后发现是集聚建设型乡村。”他说。在企业带动下,村庄的发展和村民的收入都非常可观,这样被遗落的“潜力股”还需挖掘扶持。

  数十年后,各类村庄发展的前路是什么?在朱看来,拥有独特生态资源或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的特色保护型村庄,或许才是最终“留下”的村庄。

  “城郊融合型村庄主要为城市扩张提供空间,集聚建设型村庄又向着城镇化发展,最后演变成新村、新镇。”他说,“只有‘能讲故事’的特色保护型村庄从始至终保持乡村特质,能承载人们对乡村的精神需求。”

  然而,目前特色保护型村庄都会存在同质化现象。“一条老街两排店”“小青砖小青瓦、围墙种花”,千篇一律。“其实是基础性工作不到位,没有抓住乡村的个性。”朱设想,接下来要从乡村振兴图库中挖掘、细分,借助科学指标找出差异化路径。

  浙江农林大学挂职遂昌副县长严少君和记者说,在交通限制之外,山区县的人地限制比平原县更多: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,让原本作为支柱的竹产业首当其冲;非粮化整治后,经济作物改为粮食作物,山区县农业面临很大的调整。

  此外,山区县的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源地等生态红线内区块更广,山区的传统村落更新慢,文化保护类区块也更多,这都让本就不宽裕的发展空间更显狭小。

  而随时代发展而退出的村庄能够把土地和空间腾出来,留出生态和文化保护区,优化布局规模化、机械化产业,严少君表示:“通过改变小农经济模式,从乡村生产关系入手撬动全局,这是一场系统谋划。”

  今年,遂昌计划依据乡村振兴底图确定“一村一策”,由有关部门配套政策要素,集中全县资源优先建设一批未来村庄,进一步打造和美共富遂昌。

  打开APP,引入乡村振兴图库中的区划、人口、交通等数据,朱花半天时间,就画出一张全县垃圾分拣中心规划布局图。

  它不仅是一份图册、一个指数、一种分类,还是能实时更新、智能分析的“宝库”。“以数据库为底,叠加不同的应用场景,就能为部门生成个性化报告、提供决策依据。”徐鹏飞畅想,这样的增值应用场景将有无限种可能。

  比如,为“大搬快聚”推荐优先搬迁的村庄,为“一老一小”基础设施空间优化、茶叶加工产业规划布局推荐点位……让政策和资金差序化、时序化落地。

  “我们打算在明后年继续组织调研,形成数据变化趋势,同时引入更多渠道的数据资源,逐渐完备图库。”严少君表示。

  以万顷森林为媒,遂昌和浙农林大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年前。“县里非常渴望技术人才支撑,浙农林大也希望师生走出象牙塔。”2022年5月,双方签署“全校服务全域”战略合作协议,严少君、徐鹏飞和陈英波三位浙农林大教师来到遂昌县挂职,随后参与到乡村振兴图库的项目中。

  “90后”徐鹏飞是浙江大学博士生,入职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不到半年,就被派到遂昌,“从家乡陕西到浙江有很大的地域差异,通过挂职深入浙江山区乡村,从基层的视角看发展,能够找到很多契合实际的需求的研究点。”徐鹏飞说,这次项目也成为不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。

  严少君和记者说,校地合作正在探索共引共享的模式,在遂昌服务三年后再回高校,流动的人才正好对应变化的产业需求,也能避免学校人才“从高校到高校”,“不和种竹子砍竹子的人聊,怎么让竹产业研究落地?这是学校、地方和人才三方共赢的合作。”

  走进红星坪温泉酒店,院里随处可见独特的山石景观——藕白中透着翠绿,这是遂昌盛产的萤石矿。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,酒店开发商正是一家矿产业主,他利用开矿抽排的废热水,开办这家高端向的温泉酒店。如今,三期项目正在规划中,持续为红星坪六七个自然村引来客流。

  在附近的湖山头自然村,“上林山舍”民宿背靠山林、面朝仙侠湖,吸引着长三角地区的游客。“我祖辈就是水库移民,村子原先有百来号人,等我毕业返乡的时候只剩下几个老人。”濮家栋和两个发小冲着自然风光,改造老屋、开办民宿,“当时周边只有温泉酒店,后来民宿、农家乐慢慢的变多,水上运动中心项目建设起来,业态丰富多了。”

  从遂昌仙侠湖水丽公园观景台向对岸眺望,西山自然村零星几栋传统房屋之外,已经建起了阿里云数字创新中心、浩威数字中心、西山驿等现代建筑。截至去年底,“天工之城”项目已签约65家数字化的经济企业,招引全职人才45人。“没有绿道前,西山村没法通车,现在村民房屋价值已经翻了近三倍。”湖山乡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余志远介绍。

  “创业企业、返乡青年、社会资本,将是乡村从搬迁撤并、整治提升型扭转为集聚建设型的动力之一,也是挖掘乡村特色潜力的引擎。”朱说,城市资源的进入不是在乡村圈地、和村民争利,而是将城市的需求导入乡村,实现城乡共富。